《逃避自由》（二）

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然而，这些冲动及由此冲动而产生的新的关系，与在成长过程中所切断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正如同孩童不能重新投入母胎中的情形一样，在心理上，他也不能倒转个人化的过程。如果想要这样做，就必须采取“服从”的态度，但是，在跟从的过程中，权威与服从此权威的孩童之间的基本矛盾还是未曾消除的。在意识上，这个孩童可能觉得安全与满足，但是，下意识地，他发现，他所付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因此，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惊吓的，因为反抗的对象正是儿童所依赖的人。

　　然而，服从并不是避免孤独与焦虑的惟一方法。另外一种方法，也是惟一一种有创造性的，结果不是导致无法解决的冲突的方法，就是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固着于整个人格的完整性与力量中，因此，所受的惟一限制，就是自我成长过程中的那些限制。

　　个人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两种结果便是服从与自发的活动，关于这二者的问题，在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讨论；现在，笔者想要讨论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从个人化的过程中，及个人日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儿童变得日益自由，可以发展和表现自我，而不受原来约束他的那些关系的妨碍。可是在另一方面，儿童也日益地脱离了给他安全与保障的那个世界。个人化的过程虽然是其个人人格日增力量及日渐完整的一个过程，但同时，也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失去了当初与他人无分彼我的同一性，儿童日渐与他们分离。这种日渐分离的情形可能产生一种孤立状态，从而产生凄凉之感，和造成强烈的焦虑与不安。如果儿童能发展内在的力量及生产力，这种日渐分离的情形也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接近他人的情况，因为．内在的力量与生产力是与外界建立此种新的关系的前提。

　　如果自我的成长能与这种分离及个人化的过程配合发展，那么儿童的发展将会是谐和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当个人化的过程自动地发生时，由于许多个人的及社会的因素，自我的成长受到了妨碍。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差距，产生了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权力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导致精神的机构（Psychic mecheanjsms），以后，笔者把它称作“逃避的机构”（mechanisms of escape）。

　　在动植物种类演化史上，人类历史也可说是日渐个人化及日渐获得自由的一个过程。当人类试图摆脱强制性本能时，便开始脱离人类以前的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本能地了解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由遗传的神经构造来决定——我们便可以在动物界方面，观察到一种显明的趋势。就发展的程度而言，越是低等的动物，越能适应大自然，其活动也越受本能及反射行为机构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组织完全是由本能所造成的。在另一方面，发展程度越高的动物，于初生的时候，其行为方式越有伸缩性，同时其结构的调整也越不完全。人类的这种发展达到了其巅峰状态。初生的时候，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不能自立的。人类之适应自然，主要是靠学习的过程，而不是靠本能的决定。“在高等动物，尤其是在人类方面，本能若不是一个日益消失的，也是一个日益萎缩的东西。”（L．Ber nard：Instinct，Holt ＆ Co，New York，1924，p．509）

　　当本能之无法固定行为超过某一程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丧失其强迫性的特征时，当遗传的天赋机构不再能固定行为的方式（way to act）时，遂出现“人类”。换句话说，“人类的存在与自由，从开始起便是不可分的。”在这里，笔者所指的自由，不是就“有自由做什么”的积极意义而言，而是就“解脱什么”的消极意义而言，质言之，就是“解脱”本能的约束，也就是说，本能不再决定人的行为。

　　就上述所讨论的意义而言，自由诚然是意义暧昧的。人类初生时没有动物所具有的那种本能，可以做出适当的行为；人类依靠父母之期间，较任何动物都长，而他对环境的反应；不及自动调整的本能行为那么迅速和有效。于是，人类没有这种本能的能力，他可能因而要遇到许多危险及恐惧。然而，就是人类的这种不能自立的现象，才使得人类得以发展；“人类生物的弱点，就是人类文化的条件。”

　　人类从有生命开始，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Courses of action）做一抉择。在动物方面，从某一种刺激（例如饥饿）开始，到满足因这种刺激而发生的紧张（这几乎是完全固定的一种行为方式）为止，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反应。在人类方面，这一连串的反应便受到妨碍。这种刺激还是有的，但是满足的方式却是“取舍自由的”，这就是说，他必须在许多行为方式中，做一取舍。人类并非只能从事某一先决的本能行为，而必须在脑海中斟酌许多可能的行为方式；人类开始思想。他对于自然，由纯粹的被动适应，变为主动的适应：他可以有所创作。他发明了工具，藉以支配大自然，他日益地脱离大自然。他开始朦胧地发觉自己——或者可以说，发觉他的团体——与大自然不是同一的。他渐渐地明白，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又要超越自然。他开始发觉，死亡是他的最后命运，虽然他试图以各种幻想，来否认这项事实。

　　在《圣经》中有一段叙述人类被撵出天堂的神话，这段神话很明显地说明了人与自由间的这种基本关系。

　　这段神话认为人类历史的开始与一项选择行为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它强调的是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及因此罪恶而产生的痛苦。在“伊甸园”中，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那里一片安宁和平。也不必工作。在那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也没有思想。男人不得吃智果。他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他突破了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谐和状态。从代表权威的教会的观点而言，这是本质上的罪恶。然而，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反抗上帝的命令表示使自己从高压强制中解脱出来，表示由无意识的人类史前生活，升华到人的程度、反抗权威的命令——犯了罪——就其积极的人性一面而言，是第一项自由行为，质言之，就是第一项“人”的行为。在《圣经》的这段神话中，就其正面而言，人所犯的罪是吃了智果。作为一项自由的行为而言，这种反抗的行为则是理性的肇始。这段神话还谈到此首次自由行为的其它后果。人与自然之间原有谐和状态破裂了。上帝宣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及自然与人之间的战争。人脱离了自然，由于变成了一个“个人”，而朝着做人的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他已做出了首次的自由行为。这段神话强调这次行为所导致的痛苦。由于想超越自然，想脱离自然及其他的人类。使他裸露，使他觉得羞耻。他是孤独而自由的，但也是无权力和恐惧的。新获得的自由显然像是一个天罚；他脱离天堂的可爱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

　　“解脱”与积极的自由，亦即“自由而为”是不一样的。人之脱离自然乃是一项漫长而延续的过程；大体而言，他多少仍与他已脱离的世界维持关联；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居住的土地，以及那日、月、星辰。还有那树木与花草，动物与人群，都和他有着关系。原始的宗教证明人之与自然为一体的想法。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是他的人性世界的一部分，换言之，他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这种原始关系阻止了人类的充分发展人性；这些原始关系阻止了人类理性与批评能力的发展，这些原始关系使人们只有透过家族，社会或宗教的社会的媒介，才能发现自己和他人，而不能以人的身份，来发觉自己和他人。换言之，这些原始的关系妨碍了人的发展，使他不能像一个自由、自决而有生产性的个人般的发展。但是，这不过是就一方面而言，就另一方面而言，这种与自然、家族、宗教的同一性，使个人有安全感。他属于而且根深蒂固地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中，在这个整体中，他拥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位置。他可能受到饥饿或压迫的痛苦，但是，他不会受到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与怀疑。

　　我们看到，人类日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与个人生长的过程。有着相似的辩证性质。一方面，这是日益增长力量与统一的过程，这是日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长理智，日渐与其他人类团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种日益个人化的过程，却意味着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力及不重要。

　　如果人类发展的过程是谐和的，如果这个过程是按着某一计划而进行的，那么此种发展的双方面——日益增长力量及日益个人化——就会完全地平衡。但是，事实上，人类史就是冲突与奋斗的历史。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人们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了，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只有一个可能的，有生产性的办法，可以解决已个人化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那就是：他积极地与所有的人团结起来，以及他自发自动的活动——爱和工作——藉着这种办法，而不是藉着原始的关系，以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身分，再度把他与世界连接起来。文章转载自心理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