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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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说一个九岁的小孩是精神病?(二)

沃斯布施说,这种企图引起L注意的表面行为是过渡活跃障碍而非冷漠障碍。我们跟着小孩们走进去的时候他又接着说:“这种障碍儿童行为非常冲动,有一种理论是说他们的威胁刺激系统过度活跃。很容易生气和害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的失常行为又像是有意的。不像那些坐不住的孩子,他们受到挑衅的时候虽然也会有仇视,但是能够保持非常冷漠。那种态度是:不管最后谁会受伤,我看看怎么能利用这个情形才能对我的利益最大化。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冷漠行为与低水平皮质醇和非正常工作的扁桃体有关,它们是大脑中产生害怕以及其他反社交的情绪——比如说羞愧——的组织。沃斯布施指出,要想避免这种不好的情绪,就要先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他们这么做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两岁的小孩推了小妹妹一下,小妹妹哭了,家长责骂了他,这些回应会让那个小孩觉得不舒服,”沃斯布施顿了一下,接着说:“这种不舒服会让他再一次这么做。而冷漠障碍的小孩面对同样的情况就不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也就不会想要以同样的方式去惩罚或者伤害别人。”

 

沃斯布施引用了一个研究,那个研究是将一些23岁的人的犯罪记录与他们3岁时对不愉快的刺激的敏感度作比较。在那个研究中,这些3岁的孩子们听了一段简单的调子,然后让他们听一段短促爆炸性的令人烦躁的白色噪音。尽管所有的小孩都增强了他们预知噪音爆发的能力,在那些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中,变成犯罪者的大多数都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小孩相同的厌恶迹象——紧张或是出汗——当他们在听前面所提到的噪音时。

 

为了检测C.U.的小孩子们对奖惩的反应没有普通小孩那样敏感的观点,沃斯布施建立了一个小孩子们表现的好就被奖励分数而破坏规矩就要被扣分的系统,接着他把这个系统调整为几个星期之内所有的奖惩都会被放大。在每个星期末,孩子们根据他们得到的分数来选择奖励。每天,沃斯布施和他的顾问都会跟踪记录每个小孩的行为——爆发的次数和严重程度以及每一件好的行为——然后将这些结果输入到一个封闭的数据库中。因为在这个检测的项目中只有几十个小孩,沃斯布施承认,这些观察资料比起一个具有坚固统计量的实验,更像是一系列的案例分析。不过,他仍希望这些数据能够为那些致力于治疗C.U.孩子们的研究者们提供出发点。

 

“关于这些孩子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沃斯布施说着,跟着屋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一行人。他指出,到现在依旧没有有效手段对“C.U.的孩子可能会对治疗有不同的反应”的观点进行检验。这个地方我把largely处理成了有效手段“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他承认,“人们害怕会因此给孩子们贴上标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些孩子到底属于哪种类型,至少还有可以帮助他们的机会。”他顿了顿,“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可能不会再有另一个机会了。”

 

在我拜访之后的那个早晨,沃斯布施邀请我一同观看一个在其中一个项目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拍摄的录像,录像里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被大号的椅子塞得满满的,里面还有一个装有滚轴的小型电视机。威廉·佩勒姆——弗洛里达国际心里协会的会长——顺道过来拜访时兴奋地告诉我说,“丹正要去阻止下一个泰德邦迪(一名连续杀人犯)。”

 

沃斯布施专心致志的盯着屏幕。正当摄像机摇向教室时,迈克不悦地推挤他的课桌,然后整个人带着椅子向后仰,坐立不安。“迈克尔,注意力集中!”一个辅导员轻声地训斥他。“好!”迈克尔语带怒气地回答道。在他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不断地把铅笔扔在地上,招来了一顿训斥之后又开始装着咀嚼自己的胳膊。

 

午餐之后,情况更加糟糕。课堂上,L将橡皮向另一个女孩使劲扔去,但却没打中,反而打中一个黑细发的男孩,他猛地将自己的椅子甩到后面,非常迅速地撞上了后面学生们的桌子。看着L追着那个男孩满教室地跑,沃斯布施不再认为她只是单纯的失去控制了。  “这是有计划的,”他严肃地说,“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老师要求L坐下时,她会回到自己的座位,安静地画两分钟画,然后赢得10分的奖励。“就是这里,这就是不同之处,”沃斯布施一边说着一边在屏幕上指出来。“如果只是冲动,那么她就已经站起来并且又开始到处乱跑了。”

 

沃斯布施指出,跟这些心理严重失常的孩子们一起工作的其中一个挑战是找出他们行文问题的根源。他说,特别是对于C.U.的孩子,因为他们的行为——混合了冲动性、侵略性、控制欲和反抗性—常常与其他的行为障碍同时发生。“一个像是迈克尔这样的孩子,他的行为每分钟都在改变,”沃斯布施指出,“所以我们难道可以把冲动的部分归结为A.D.H.D.,剩下的部分归结为C.U.?还是我们能说他的情况呈两极性变来变出的,所以是躁郁症?如果一个孩子不集中注意力,是不是就有对抗性行为特征;即是说不注意是因为不愿意?还是归结为抑郁症,不集中注意力是因为没有办法激发能量去做这样的事情?

 

除了完善检测孩子是否患有C.U.的心理测量,沃斯布施还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C.U.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问题人群,而另一些则没有。对于那些成年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磁共振图像显示出了与常人在结构上有着明显不同:大脑皮层膝下区域更小,部分的边缘系统和与同理心和社会价值相关的大脑区域的脑密度要少5-10%,与道德决策相关的大脑区域则很活跃。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认知精神科学家詹姆斯•布莱尔的说法,眼窝前额皮质和尾核部分对于加强积极反应和抑制消极反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布莱尔说,对于C.U.孩子来说,他们的这方面的连接可能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消极反馈并没有按照在正常的大脑中那样来运作。

 

研究员称这些不同很有可能是源于基因。一项研究计算出来这些C.U.特征的遗传可能性高达80%。普渡大学的心理学家唐纳德•莱纳姆研究“初期精神病患者(fledgling psychopaths)“已有二十多年了,他说这些不同可能最终会结合产生成年精神病患者通常具有的不寻常的高智商与冷血的混合特质。“问题不在于‘为什么有些人要做坏事?’“莱纳姆跟我通电话时说,“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人不做坏事?’答案则是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被一些事情抑制住了。像是,我们因为有同理心所以会担心伤害到别人。或者担心其他人会不喜欢我们。或者担心做坏事会被抓住。我认为,当你不再被这些限制住的时候也就是你走向精神病态的时候。

 

尽管由遗传而得精神病的几率很高,里拉姆说,它并没有焦虑和沮丧的遗传可能性高,但是这两个是可治的。沃施布斯同意这个观念。“在我看来,这些孩子需要加强介入治疗才能达到正常水准——到那时其他的策略对他们也会有效。但是认为精神病是遗传性,所以它是不可治愈的观点”——他摇了摇头——“那是不准确的。精神病患者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他们是极难对付的惯犯。我很担心如果我们将这些孩子称作‘潜在精神病患者’,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特性。我不那么认为。生理已然不等于命中注定。”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精神病学研究员李.罗宾斯在一些行为有问题的孩子们身上做了一系列研究,并且一直追踪到他们的成人时代。那些研究揭示了两件事:第一个是几乎每一个患精神病的成人都像一个孩子一样极度的反社会;第二个是在反社会特征评估中取得高分的孩子中有接近50%的没有变成患精神病的成人。换句话说,早做评估是必要的,但评估结果并不足以预测谁最终会否成为一名暴力罪犯。

 

正是这个缺口给了研究者们希望。如果说遗传素质是患精神病的其中一个风险因素,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通过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降低总风险——正如可以用饮食法来降低患遗传性心脏病的风险。和许多心理学家一样,弗里克和里拉姆也怀疑精神病极其“难治的”性质也许被过分渲染了,这其实是局限于当时的治疗水平。研究者们正在仔细地试图区分从孩子身上观察到的感情冷漠的特质和成人身上已发展成熟的精神变态特质,这种精神病同其他大多数的心理障碍一样,拖得越久就越难治疗。

 

尽管如此,弗里克承认目前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去介入。“在你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你需要历经数十年的基础性研究,这仅仅是为了弄清楚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还有他们对什么会有反应,”他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但是找到正确的方向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有其他的挑战。里拉姆说,由于精神病是高度遗传性的,一个情感冷漠或者麻木的小孩很可能有这样的父亲或者母亲,而且因为父母亲并不一定对行为残酷的孩子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些孩子们往往是被惩罚的多而被教育的少,这就造成了他称作是“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情况。

 

“现在的关键是家长停止了尝试,”里拉姆说,“很多训练是关于设法让这些孩子的父母重新尝试,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试过了所有的方法却无一奏效。”

 

安妮向我坦言这正是她的经历。“说的吓人一点,事实是作为一位母亲,你在你和孩子之间竖起了一面墙。感觉像是身处军队之中,每天都会遭到密集的火力攻击,但你不得不让自己坚强起来抑制住内心中对自己孩子的负面情绪的爆发以及憎恨。”

 

当我问安妮是否担心迈克尔的行为会从心理上影响到他的弟弟艾伦,尤其是,他似乎很崇拜迈克尔——她似乎被我的说法吓了一跳。然后她告诉我,上个星期,艾伦“逃跑”到一个朋友家,那里离家有一英里以上。“我们当然担心得要死,”她急忙补充道,“但艾伦似乎对此很有自信。”

 

安妮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人,尤其是对迈克尔,她担心不那样的话他会彻底失去控制。她提及了一段使她恐慌的“犯罪心理”的剧情,其中,一对夫妇的小儿子被他的哥哥杀害。“在那段情节中,哥哥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意,他只是说:‘这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弄坏了我的飞机。’当我看到这里,我说,‘噢我的上帝,我才不要让那成为我人生旅途上的一幕。’”她尴尬的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我总是说,迈克尔要么成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要么就成为一个连环杀人魔。”

 

当听到其他父母听到她说这样的话也许会感到震惊时,她叹了口气,然后沉默了几秒。最后她说,“我会对他们说,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再做判断。因为,你知道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抚养迈克尔可不是一件多快乐的事情。”

 

虽然要改变一个感情冷漠的孩子的行为是可能的,但不清楚的是要修复他们潜在的神经功能缺陷是否可能——例如缺乏同理心。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研究是,一个曾将暴力罪犯的再犯率减半的囚犯治疗小组却将提高了心理变态者的犯案成功率,因为这些人从他们的治疗中学会了如何去假装后悔和反省。一篇相关的文章推测:用利他林来治疗反社会儿童是危险的,因为那些药物抑制了他们冲动的行为,也可能使他们筹划出更残忍更不易察觉的报复。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员马克.达斯发现在这些C.U.儿童成熟之后,他们发展出了假装对人们的情感有兴趣的能力。“”达斯说,“虽然他们没有情感上的同理心,但是他们有认知上的同理心;他们能说出其他人感觉到了什么,他们只是不关心或者自己没有感觉到它。”当安妮担心迈克尔可能已经开始控制他的治疗师——编造某些情感来取得分数——她可能比她自己以为的还要正确。

 

不过,绝大部分研究情感冷漠的孩子的研究者们都保持乐观,正确的治疗方法不仅能改变行为而且能教导一种理智性道德,这种理智不会只是障眼法。“如果一个人没有处理情绪的物理条件,你将无法‘教’会他处理情绪,”唐纳德.里拉姆说,“就像糖尿病,你永远不可能真正治愈它。但是如果你成功的概念是这些孩子不会变得暴力也不会坐牢,那么我认为治疗是会对此有帮助的。”

弗里克想研究得更透彻一些。他说,如果治疗开始得足够早,通过教给他们从鉴别情绪(C.U儿童通常很难察觉别人的恐惧)到基本的金科玉律这样的治疗,那么就很有可能重塑大脑,从而让C.U.儿童都能有更强的同理心。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在C.U儿童身上验证过这种治疗方法,但是弗里克说以前的一个研究表明在家长温暖而充满爱的教养方式下,似乎能逐渐减轻C.U.儿童情感上的冷漠——即使是那些最开始抗拒这般亲密的孩子。

 

截至一月,沃施布斯对奖惩策略的分析未显示出相容性——可能是因为研究小组太小的缘故。这个夏天,他打算将项目由原来的一个小组扩大到四个,每个小组都会再分为C.U儿童组和行为失常儿童组。沃施布斯希望能通过两组间的比较,对他们对治疗方法反应的区别做出评估。

 

至于迈克尔,这个治疗项目是否帮到了他还很难说,在营地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咬了一个顾问的胳膊,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回到家里,米格尔说迈克尔在不服从时变得狡猾。“他不在那么喜欢尖叫,”他告诉我,“他只是做他想做的,然后对此设置谎言。”

 

米格尔说他依旧对迈克尔的成长将会沿着一条与自己的经历类似的道路而抱有希望,“有时候当迈克尔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很清楚其中的原因,”他耸了耸肩接着说道,“因为我做过类似的事情。”在此期间,他尽可能主动提供给迈克尔一些建议。“我尝试着告诉他:你是和其他很多人一起生活,他们对想做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要跟他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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