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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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路德》

同一性扩散

这时的马丁还不是一个职业的宗教者。他只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普通青年,他甚至想放弃教育带来的身份;因为当他进入修道院外墙和内墙之间的宿舍时,他已抛弃了世俗教育给他带来的声望。而且,一旦他被允许进入修道院,没有人能保证他还能继续知识分子的生涯。修道院监护人的首要职责,就是要纠正这种以为通过世俗名望就可以进入修道院的想法。我们可以设想,隶属于萨克森的更严格的守节教团——埃尔福特—奥古斯丁教团,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许多已经沦为德国贵族子弟或经院哲学家收容所的修会,更坚决地阐明这一点。另一方面,这些监护人对雷暴雨的故事大概并不怎么感兴趣,虽然当他们对马丁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一些人开始认可他内心召唤的诚意,或者至少看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动机。然而,还没有人仓促行事,而是谨慎地观望,观察探索这位神职候选人精神和心理状态的蛛丝马迹。

因此,无论怎么分类,马丁都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无足轻重。在一段寂寂无名的时期突然到来之前,有一阵子他是十分快乐的。无论那些认为路德是一个温和的年轻人,一个在神的指引下行事的人;还是那些认为路德是一个病得很重的年轻人,由于心理上的匮乏才转而寻求精神病院的人,他们都能很好地理解这种快乐。但就我们对人内在系统(the inner economy)的了解而言,坚持认为在这段过渡时期,这真正的风暴前的宁静,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所固有的一些个人心理问题。这个年轻人,仅仅十年后,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政治家、表演者、精神独裁者。要解释这一事实,我们只能假设他内心进行着沉默却十分激烈的冲突,而他在破坏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之间、在倒退性力量和进步性力量之间的斗争又多少能保持着平衡。

因此,在讨论完路德的童年之后,我将在这里用一个专门的章节来讨论同一性扩散(identity diffusion)的维度。该讨论将把我们引向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特性和事实,这些特性和事实广泛存在于这位青年伟人和其他历史及个案史上的青年人身上。我们在本章的开始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可能过于基础,尤其是对不熟悉本书后半部分所讨论的论题的读者:随着马丁走向成年和神学的成熟时期,他也经受了严重的人格退化;甚至当他摆脱束缚发出信仰的新声时,同时也释放出愤怒的力量。唱诗班发狂的故事已经让我们对这些即将到来的精神斗争的病态方面有些心理准备。我们将在这方面加以扩展,从绝望的病态( desperate patienthood ) 到狂热的领袖( fanaticleadership);最后,讨论这两种情况的共同主题:童年的缺失(childhood lost)。

很可能在某些历史时期,有些青年人——决不是天赋最差的——无法在悬宕中存活下来;他们寻求死亡和遗忘,或精神上的灭亡。马丁一定在他的兄弟身上见过这种思想和精神上的灭亡,他本人也可能不止一次地与之接近。当然我们不可能全然理解那些坠入死亡深渊的人;但至少我们应该为那些带有未诞生的抗议、未成形的思想、甚至有时只是一个孤独的灵魂的人而流下眼泪。他们宁愿面对虚无,也不愿屈服于一种信仰,在他们看来,这种信仰已经成了一种虔诚的说教;一种仅仅掩盖着集体无能的集体意志;他更不愿意屈从于一种空洞而形式化的良心;一种毫无意义的忙碌工作。我说的是那些独行的“局外人”,而非那些回来用神秘文学进一步荼毒世界的人,这些文学告诫人们逃避现实,置身事外,就像俄南(Onan)一样。

如今有些人寻求精神病学的帮助——这些奇怪的青少年一方面很骄傲,一方面又很绝望,他们有的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但心理却生病了;有的心理很健康但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却支离破碎。当然,治疗师时常发现,他们不情愿适应社会的骄傲只是为了掩饰在适应社会方面的无力。但无论如何,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我们可以觉察一种长期的强烈的骄傲,但很难就此判断那些无法以环境要求的方式去适应环境的状况,以及这些状况是否同时代表着他不愿意放弃某些潜在的需要,因为这些需要是真正发展自我确定感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治疗的问题超越了一个年轻人应该适应什么环境以及为什么他不能适应的问题,而更应该关注的是描述那些患者在不失去内心统合性的前提下,有办法运用的适应方式。一旦他知道他的治疗方法和目标,他一定会变得足够好来使得“环境”适应他——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适应能力,而在对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通俗理解中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事实上,在某些国家或阶级之中,当今的精神病治疗已经变成一种被批准的悬宕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治疗诊断就可以解决我们目前所有的问题。相反,这种诊断仅仅是为了防止犯罪的危险,并发出警告信号,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掉以轻心。但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是对生命危机的概括描述,这种描述对于寻找治疗途径和理解自我在青年时期的任务是至关重要的。

同一性扩散的极端形式,往往导致严重停滞(arrest)和退化(regression),其主要特征是在生活上产生了对时间的不信任感。他们忽略昼夜的交替,好似时间静止了一般。他们也忽视一般活动与休息的时间更替,如工作、谈话、孤独、冥想或听音乐。他们可能举动迟疑,甚至形成紧张性精神症。这就好像年轻人在期待着某件事或某个人把他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而所谓的这件事或这个人并不是要消除他对大部分人的时间观念及例行事务的疑虑,而是许诺给他一种更广阔的乌托邦式观点,这种观点会使他的时间安排变得值得。然而,除非被需要热血青年的运动直接招募,否则这样的个体不可能长期支持任何乌托邦式的观点。马丁被招募到一个严格管制时间的制度中;我们将看到他利用这个乌托邦做了什么。

此外,这通常是一种曲折的自我意识,其特点是一个人对自己当前的状况感到羞愧,同时对自己未来的样子感到怀疑。一个有这种自我意识的人往往不能工作,不是因为他没有天赋和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标准使他们无法接受任何不能变得出类拔萃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这些标准不允许他去竞争,去打败别人。因此,他被排除在学徒和纪律之外,而学徒和纪律定义了职责,制裁了竞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悬宕的状态。由于这些原因,马丁没能继续他的学业,尽管他后来的工作能力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惊人的。

最重要的是,这类人必须逃避亲密关系。任何与同性或异性身体上的亲密接触,都会同时引起与对方结合的冲动和失去自主性与独立性的恐惧。事实上,那种两性扩散(bisexual diffusion)的感觉,使得这样一个青年不知道如何与另一个人进行性或爱的接触。在他意淫的梦境里,他感觉到性结合的快乐,但在与异性相处时,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灾难性的。这时,这个病人无法接受社会规范许可的性悬宕期,不管是禁欲、没有性器官接触的爱抚,还是没有感情或不负责任的性器官接触。

在马丁进入修道院之前,我们对他和女孩们的关系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他对意淫确实有所顾忌,这种顾忌后来又以更强烈的形式出现。我们还知道,他父亲希望他早点结婚;很可能马丁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的就是事业和婚姻的双重束缚。在这个时候,音乐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交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交流方式。马丁擅长用音乐作为与他人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一种创造距离的方式。

最后,偏执的青年如此热衷于尖锐的否定,他们试图通过严厉谴责其他一些“种类”来加强其集体认同,无论是基于宗教、种族或社会基础,这种做法在这样的人身上是直率的。他时而极端自我否定,时而势利地蔑视所有的团体——也许只有那些他完全接触不到的团体除外。譬如欧洲青年对“古典”的热爱,美国青年对外国独裁政党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向往。这种对全面性、终极性价值的需求,往往只有与过去所学价值不同时才能满足。我已经指出,马丁参与最传统的修道是与他父亲的世俗愿望背道而驰的。我将这种与个体教养完全相反的理想型自我称为消极同一性——意指他被警告不该拥有的认同感,他只能以一分为二的心来面对消极同一性,但为了表明他的全心全意,他却不得不变成这样的人。显然,这样的反叛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但是一旦加入一个更大的反叛潮流中时(就像在马丁身上发生的那样),否定一切之际也在恢复活力。然而在青少年犯罪的个案中,对消极同一性的追求很快就会让他失去社会资源;事实上,没有一个反叛运动甚至是有自尊心的青少年帮派会收容这样的人。因为他反叛与投降全凭一时冲动,所以不能指望他真的能一辈子不参与社会活动直至老死。

当这些年轻人变成病人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由同一性危机导致的深度退化。同一性危机的形成,可能是因为童年时期接收到的同一性因素(identity-elements)彼此矛盾,也可能是目前的处境让他感到困惑—— 从而导致意识形态上严重的营养不良(undernourishment)。这类病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倾向于向心理治疗师提出强烈而又矛盾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退化了;因为无论是表面还是内心,他们都期望治疗师是全能的,就像婴儿期望母亲阻止桌子撞到他,或者至少让桌子变软或不尖锐;他又希望母亲能够既紧紧地抱着他,却又同时让他能够自由地行走,以防他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即使患者对自己的苦恼所要求的矛盾形式也可以涉及作为个人的本质。他一方面想要像无名小卒一样为所欲为,一方面又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人物看待。他想和治疗师融为一体,以便使他得到父母亲从前拥有或现在没有的东西;然而,他却又害怕被治疗师的这种认同所吞噬。这些患者的突出特点是全能主义,生存还是毁灭(a to be or not to be),这使得每一件不同的事情都有相互排斥的本质;每一个问号都意味着丧失存在;每一个错误或疏忽,都是永恒的背叛。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雅各布(Jacob)与天使的搏斗(1)一样,为获得成功而进行的斗争;他的这些争斗是为了争取到祝福以使他相信自己是活着的人,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如果得不到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他是不会安定下来的。我曾把这种状态称为“最低限度” 姿态, 并把它解释为一种反常( perverted ) 和早熟(precocious)的个性整合的标志,一种试图找到一个永恒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可以安全地开始为新的生存而斗争,并确保有一个未来。他迫切地要求心理治疗师做一个亲密、专属、周到、慷慨而否定自我的人,就像母亲对婴儿一般。很明显,这些患者希望在身份上重生,并有机会再次成为曾经出生的人,但这一次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不用说,我们对待这些患者,只能与他共同面对命运。

当所谓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c)占据主导地位时,“最低限度”姿态以一种奇怪的进化幻象表达出来。他们感觉自己是非人类,甚至不是哺乳类动物。这些患者会觉得自己像一只螃蟹、贝类或软体动物,甚至会放弃当最低等的动物,而变成一棵孤零零的扭曲的树站在雷暴雨中的岩石上,或变成岩石,又或者只是在一个无处可去的岩床上。有关这方面精神病学的讨论,我得另写一篇文章。在这里我只能说,在生命周期的其他任何时期,严重的朝向虚无的退化不可能这么有系统、这么极具实验性地向内心最低限度寻求稳固的立足点。在这里,治疗师不应对接触到患者未开发的内在资源的可能性太过乐观;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无需太过悲观,因为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可能会使患者停滞在最初的状态,而耗尽重生的能力。

其他患者则执著于强迫性的顾虑和冥想中。他们坚持的秩序看似几乎是在模仿人类世界,一种对逻辑和一致性的讽刺;马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年轻人的眼睛往往毫无生气,好像什么都看不到一样;然后他们突然审视你的脸,看它是否真诚,甚至是否存在;这些平时心不在焉的患者突然之间像燃烧起来一般。他们可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显得遥不可及、死气沉沉、不可琢磨;然而,在那些相互认可的时刻,他们看起来信任自己和你,他们的微笑可以像婴儿第一次的微笑那样完全呈现。但就在此时,斗争才刚刚开始——实际上,婴儿的斗争也是如此。

在这幅简短而印象深刻的画面中,由于他们的共同症状,我把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人放在一起,无疑对本书的主角带来了一些偏见。但我认为读者在读到这些解释性的片段时,多少会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要么读者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也有过这样的行为,要么他们曾经是这样一个人的对手:他的父母、老师、朋友或年轻的配偶。也许这一认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马丁,更惊叹于他的自我超越。

[1]“雅各布与天使搏斗”取自《圣经·创世记》中的故事,在中世纪常被画家们当作“基 督在人间的斗争”或“美德与恶德较量”的象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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