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分析经历（一）

“我觉得试图以一种纯理论性的方式回答副标题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我而言，理论并不是需要重点考虑的。理论是一个很有用的仆人，一个很差的主人，它会基于我们所有信奉的东西，制造出僵化的防御。我们应该对理论持平常心，以治疗实践为指导，不断地发展更新的理论。治疗实践才是事情的核心，好的治疗师并不是天生的，他们都是在培训中成长的。”  

我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分析经历
作者：Harry Guntrip
翻译：虞国钰
文献选自：(197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2:145-156

也许，这个“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达到的完整效果如何？”的问题，带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培训分析达到的完整效果如何？”分析师总被建议应该进行分析后的个人成长，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期待“一个分析”可以一次性做完“所有”的分析工作。如果我们要去评估初次分析的实际效果，我们必须知道分析后的发展。

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只参考我们自己病人的记录，因为它们往往是不完整的，只记录我们与病人所进行的分析，而且对于之后的情况也没有记载。这个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是出乎意料和迫切相关的，我急需找到答案；所以我在本文中，冒险提供我个人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两人的分析经历，并以其后继效果为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对这两个杰出的分析家所做出的令人尊敬的贡献，及我对两位所承担的责任，提供一个现实图景的唯一方式。

“我们可能达到多完整的效果？”这一问题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与一个不寻常的因素相关；我长期为我在三岁半的时候所经历的严重创伤所困扰，我弟弟的死亡给我带来了严重失忆。两次分析均未能解决这个失忆，但在两次分析结束后，问题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解决，这当然要归功于分析“缓和”了重大的压抑。我希望本文既具有理论意义，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这个问题需要对于内心过于深刻的探索，以至于它很难被解决，但我没有选择，我不能忽视它，因此我把它变成了我的职业，并通过它帮助别人。

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都认为，如果不是这个创伤，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家。费尔贝恩有一次说，“如果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我无法想象什么动力可以驱使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成为心理治疗家。”他并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有一次跟我说，“一旦一个人的基本人格特质在早期童年中确定下来，就不可更改。新的体验可以把情绪从旧有模式中排走，但水总会流回到旧有的干枯河道中。”你不能给任何一个人一段不同的历史。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你可以永远地分析下去，到不了任何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治疗的关键因素。科学只有科学性的价值，就像探索者们站在生活以外去观察这种分裂的价值，除此以外没有价值。它完全是工具性的，在一段时期内有效，然后你还得回去继续生活。”这是他对于“镜像分析师”的看法，一个不去建立连接而只是解释的观察者。所以他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本身并不是治疗性的，它发生作用是因为它表达了人际关系中的真诚理解。我个人的看法是，科学并不一定是分裂的，但它是被实际可操作性所驱动的，并经常会变成分裂的，因为它可以为分裂的知识分子提供显著的退缩，任何心理治疗里面都没有它的位置。

我认为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并不完全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对于人际关系的真诚理解，我在还没听说过费尔贝恩之前，就在我的第一本书的这样写道。在1949年阅读了他的论文后，我去找他，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我认为，没有实际思想上的歧见会影响分析。但建立一段人际关系的能力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的理论，不是所有人在建立人际关系上都有同样的能力，我们往往会与一些人更容易建立关系。

在寻找“自然匹配”的过程中，无法预计的因素会出现。因此，虽然费尔贝恩相信，他不具备温尼科特所拥有天然、自发的“人际交往”能力，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他以为的一个“技术性解释员”，这也超出了我的预期：但哪怕是技术性解释员也需要资质。我在1950年代去找他，当时他已经过了1940年代创作的巅峰时期，健康状况正在慢慢恶化。他告诉我，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治疗过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和退行的患者，并取得了成功。这就是他在1940年代所进行的“理论修正”的原因。他觉得在临床证据出现之前，他发表自己的理论是一个错误。

从1927年到1935年，他是大学儿童心理诊所的精神病学家，为 N.S.P.C.C做了很多工作。一个人无法以不近人情的方式与孩子工作。他问一个被自己妈妈恶毒侮骂的孩子：“你想让我给你找一个新的善良妈妈吗？”她说：“不要，我要我自己的妈妈”，这个显示出孩子与坏客体的强烈连接动力。你认识的魔鬼比你不认识的魔鬼好，也比根本没有魔鬼好。

源于他与精神病患者、退行性患者和儿童患者的工作经历，他的理论修正慢慢得到了发展，基于亲子关系的质量，而不是生物的不同成长阶段，一种“人格理论”形成了，而不是缺乏人情的“能量控制理论”。他将其总结为“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父母未能让孩子感觉到，孩子只需要作为自己就可以被爱，一个有自己权利的人。”到了1950年代，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明智地拒绝严重退行的病人了。令我惊讶的是，当我觉得自己需要退回到婴儿早期的严重创伤阶段时，他却逐渐回归了“经典分析师”的“解释技巧”。

Stephen Morse(1972)在研究温尼科特和巴林特著作中的“结构”时，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了新的材料，但没有发展出能够解释这些材料的结构性理论；然而，他觉得这可以通过他所谓的“费尔贝恩-冈特瑞普比喻”来实现。在与这两位杰出的分析师进行了分析之后，我觉得情况要比这复杂一些。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很重要，也很有趣。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使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最终是多么的接近。他们都深深扎根于经典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治疗，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超越了它。费尔贝恩在智性上比温尼科特看得更清楚。

然而，在1950年代，费尔贝恩在临床实践中比温尼科特更为正统。在1950年代，我与费尔贝恩进行了1000多次咨询，1960年代与温尼科特进行了150多次咨询。为了我自己，我把与他们两人的每一次会面以及他们所有的回应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温尼科特说：“从来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准确地说出我上次说的话。”莫尔斯（Morse）去年的文章建议我重新研究我的这些记录，我很期待它们可以解答我的这个疑问，为何我的两个个人分析未能解决我因为三岁半时的创伤而带来的失忆，虽然两次分析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准备好在分析后的个人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不重新问:“什么是分析治疗过程?”

总的来说，我发现费尔贝恩在实践中比他的理论更正统，而温尼科特在实践上比他的理论更具有革命性。他们俩是互补的对立面。萨瑟兰（Sutherland）在他的讣告中写道:

费尔贝恩身上带着一种略显正式的气质——显著的一种贵族气质，但在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他一点也不正式，也不疏远。对他来说，艺术和宗教是人类需求的深刻表达，对此他感到深深的尊重，但他的兴趣揭示了他非同寻常的保守主义。

我发现，他在咨询中表现得很正式，智性的、准确的精神分析师，但在咨询结束后，我们会讨论理论，这时他就会放松下来，当我们这样当面交谈时，我就会看到费尔贝恩人性的一面。现实地说，在每次咨询后，他是总能理解我的好父亲；但在每次咨询的移情中，他是我专横控制的坏母亲，给我强加准确的解释。在他实验性的创造力爆发的1940年代之后，我觉得他的保守主义慢慢渗透到了他1950年代的工作中。1952年，他妻子的突然去世给他带来了明显的家庭问题。

1950年代初，他第一次患病毒性流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也恶化了。在他妻子去世后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努力写他那篇优秀的论文，“歇斯底里状态的本质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hysterical states,Fairbairn, 1954)，这篇论文最终奠定了他的原创思想。他在另外两篇论文中阐明了自己对“精神分析与科学”的观点（Fairbairn, 1952b，1955）。但在他的下一篇论文“从施瑞伯案例产生的考虑”(consideration out of the Schreber case，Fairbairn, 1956)中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在这个文章里，他从他的“自我与客体关系”心理学中撤退，并解释一切都源于“原初场景”所带来的性欲兴奋和恐惧。最后，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本质与目标”（On the nature and aims of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Fairbairn, 1958）中，他将重点全部放在基于广泛的俄狄浦斯情结所分析的“内部封闭系统”里，不是讨论本能，而是讨论内化的力比多和反力比多的坏客体关系。我去找他，是为了打破我因为弟弟去世这个创伤所导致的失忆，以及在我婴儿时期隐藏在背后的一切。我觉得，在这些东西里面，隐藏着我分裂性孤立和不真实感的模糊背景体验，我知道它们与我与母亲早期关系有关，尽管只是因为她给了我一些信息。

在我弟弟珀西（Percy）去世后，我与母亲进行了四年的积极斗争，强迫她与我建立“连接”，并在最后放弃，与母亲渐行渐远。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其称为俄狄浦斯期内化的坏客体关系时期：它贯穿于我的梦里面，但反复出现的、突然而清晰的分裂性体验会爆发，费尔贝恩稳定地将他们解释为从内化的坏客体关系中“逃离”出来的“撤退”。他反复将我拉回我“内心世界”里俄狄浦斯的三人力比多和反力比多冲突，在俄狄浦斯情力比多兴奋层面上所发生的克莱茵的“客体分裂”和费尔贝恩主义者们的“自我分裂”上。

1956年，我写信问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他回答说：“俄狄浦斯情结是治疗的核心，但不是理论的核心。”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说，理论就是治疗的理论，对理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肯定也会对治疗是正确的。我在意识层面对他产生了双重阻抗，一部分觉得他是我的坏母亲，强迫我接受她的观点，另一部分又以真正的理由公开反对他。我开始坚持认为，我真正的问题不是珀西去世后与母亲糟糕的关系，而是母亲从一开始就“根本无法与我连接”。我说，我觉得俄狄浦斯情结分析让我原地踏步，让我将坏关系当作好关系使用，因为这样总比没有关系好，让它们在我的内心世界中起作用，作为对更深层次的分裂样问题的防御。他认为我这是一种“退缩”的防御性性格特征(费尔贝恩，1952a，第一章)。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对他封闭系统“内部世界中的坏客体关系”的防御。

但我与费尔贝恩的俄狄浦斯分析并没有浪费时间。防御必须被分析，这让我明白，我实际上压抑了珀西之死的创伤以及它背后的一切，通过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与母亲之间的坏客体关系的持续斗争的复杂经历，而反过来我也必须压抑这种经历的体验。这是我大量的梦的基础，也是间歇性产生转化症状的原因。费尔贝恩长期坚持认为，这是我精神病理症状的真正核心。他当然错了，但的确必须从根本上分析它，才能打开通往更深层次的道路。这发生了。文章转载自心理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