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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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Carter-积极想象、创伤以及沙盘游戏

第四届心理分析中国文化论坛-Linda Carter-积极想象、创伤以及沙盘游戏

荣格积极想象视为一种自然产生的心灵过程,在自我治愈方面有着创造性的潜力。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建设性的方法,积极想象可表现为舞蹈、绘画、写作、意象对话以及沙盘游戏。作为一种治疗技术,积极想象要求我们“从无意识内容中辨识自己”(荣格,1928,para.373),它与心灵内部、个人内部先验机制这种间接过程紧密结合。Chodorow曾说:“……区分象征性表达与无意识涌现过程或者无意识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区别无意识表达意象的能力,对达成逻辑过程的涌现是必须的。抛开逻辑,培养先验功能,并最终使其成为一种象征。 

那么,在创作幸存者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混合了创伤性经验的不断重复的意象也许会永远分裂,而非成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象征。甚至处于移情中的治疗师也会被视为威胁或者是潜在的伤害。他们会对治疗和治疗师产生恐惧性反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情绪接触也许会产生刺激,而造成分裂,这种分裂是作为一种防御产生的——防御那些超出个体身体与灵魂承载力的那部分内容。最初,常常没有一个“观察者”和叙事或故事中的意象或我们上文提及的积极想象的必需元素有关,也不能将这些意象整合。

Bessel van der Kolk,著名的创伤研究者,建议在和创伤幸存者工作时,第一要务是帮助他们回到现实,回到这一刻,而不是把他们推入创伤回忆,进行宣泄表达。生理机能上的“假死”倾向及处于一种低唤醒的状态证明分裂限制了自我与它人之间的关系,也限制了富有创造性的健康的人格发展。在另一极端状况下,创作幸存者也会体验一种低唤醒状态,表明“冲突/逃跑反应”常见于焦虑、恐惧行为。总之,缺乏组织性、迷失、分裂将会使创伤幸存者孤立、被压倒、感到破碎和无望。

荣格说积极想象如果抛开无意识,就会简单的将创伤幸存者至于无系统的意象前,他们会很容易受伤。这种强大的、影响巨大的沉重意象,不会引发整合。我认为,荣格在寄希望于这种方法有所发展。
创作使心灵不能以自然的进程、连贯和自我组织形成一个更复杂的系统。为了达到这种连贯,左右脑功能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创伤幸存者而言却不那么容易。叙事和故事可将左右脑的功能整合,给人一种整体而非分裂的感觉。这种包含了日常、整体关系的故事的讲述,可以加强治疗的效果,不论是从自下而上的身体层面还是从自上而下的意象层面来说,都是如此。

沙盘游戏是积极想象的表现形式之一,有将心灵与躯体相联系的潜作用。它既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身体疗法,也是“自上而下”的心理疗法:它既开启了重复性创伤体验和容纳之门,又可能开启了最终真实意象涌现的大门。沙与物体的实形和治疗师时间空间上的接近及沙盘中限定的空间,能够给创伤幸存者一个稳固而扎实的来自现实的、此时此刻的支持,同时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挑战。转化时,控制这种安全的、有包容性空间的能力能使心灵真实性发生作用,以致在典型的咨询空间内会产生言语反抗。如果意象在头脑中富有吞噬性,病人在与一个能够共情的咨询师分享和保持这些意象时,就会以非言语方式表达出来。最终,言语与叙事会通过治疗关系自然涌出,治疗师接纳的态度以及在被包容空间内病人可以对沙具进行身体的控制,会给病人创造一种心理上的、情绪上的以及身体上的环境,在此环境中,病人同治病师一起,体验并扩展着病人的“容纳之窗”。

容纳之窗


Daniel Siegel(1999,P253)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容纳之窗’,通过它,大量强烈的情绪唤醒能在不心动系统功能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在高唤醒与低唤醒状态之间,这一状态占主导地位。“……从内在及外在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将得到整合……在优势区,皮层功能占主导——这是从认知、情绪、感知觉层面整合信息的先决条件。”(Qgden,2006,27)
所以,正如我们从幻灯片上看到的那样,高唤醒区的特点是:持续增强的感觉,情绪性反应,高警觉、意象涌现以及尚未组织好的认知过程。而低唤醒区域的特点则是,感觉的相对缺失,情绪麻木,认知过程弱化,身体运动减少。在优势唤醒区域,感情与反应可以共存;我们可以边思考边感受;我们的反应与情境相符。(Ogden. Minto&Pain,2006.P27)

自动激活模式


在自动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高唤醒状态的临床标志,包括感受过度、恐惧、冲动、高警觉、防御、不安全感、应激、竞争性思维。低唤醒状态的临床标志则包括,感情麻木,“死了一般的”,消极,没感觉,思维困难,无联系感,停滞。“不在场”及感到空虚。在优势唤醒区域,感情与反应可以共存;我们可以边思考边感受;我们的反应与情境相符。(Ogden. Minto&Pain,2006.P27)


理解植物神经系统的唤醒基础对我们判断和理解病人在某一特定时刻投入治疗关系的能力及/或他们自己的内在心理过程是有所启示的。对众多治疗单元中与治疗师的关系与界限的处理,和定特定空间内的沙盘治疗结合起来,可以使病人更易于进入容纳之窗;在那里,创伤记忆可以找到身体及心理层面上的表达——这是一种新的、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我想荣格分析师们可能会称之为真实意象以及自我的表达。


一位五十来岁的职业女性,经历过一些早期童年创伤,在七年之中每星期都进行四次治疗,治疗频率在治疗之初就确定了的,因为她当时有自杀倾向,需要被接纳。她来治疗时,通常是处于高焦虑状态,而在治疗与治病的间隔期,她常处于由愤怒而产生的高唤醒状态。一旦在椅子中坐下来,她就进入了低唤醒状态,像尊石像一样静静地瞪着我,不动不说。我开始意识到,言语交流是不可取的,而沙盘游戏也许能促进她进行表达。具体的沙具扮演了虐待性的负面母亲、起到援救作用的正面母亲等角色,它们和突出的真实生活场景,都在表达一种和虐待有关的回忆与情感。在沙盘有限的空间里,在有界限的治疗关系中,病人感到她已经受够了去和创伤对抗,那些创伤在许多年中都反复出现在她的情感生活中。她开始能够缓解和接纳她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一切。另一个世界出现了,那里有许多安慰性的、娱乐性和美的象征,它们以自然界中事物的形象出现,比如水獭和山,一些如乐器之类的小玩具,动物形象。通过沙盘治疗,我们找到了一个正在成长的接纳之窗。在那里,意象、创造力和自我能够涌现,并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创伤带来的重负。在来自治疗关系的外界力量和来自她自己心灵代表新生的内部力量的作用下,治愈和整合的过程开始了——包括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力量。


我在这里建议,在荣格早期积极想像的概念中,需要病人或主体要将自己与无意识的内容区别开来;沙盘治疗师需要明确地知道创伤经历对病人使用这一治疗技术的能力的影响。如果处于一种高唤醒或低唤醒的状态,或没有位于接纳之窗之中,想要达到真实意象,将会受到限制,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沙盘中的沙具及沙子本身能够为病人带来安慰和足够的空间,去进行认同或否定,从而和玩具形象进行“我/非我”的游戏。正如我上文提到的个案,我们能够相信,沙盘中容纳的空间以及良好的治疗关系能够帮助病人建立一个有可能使容纳之窗涌现的环境,这个环境同样也为创造性的自我打造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参考文献:
Chodorow, J. 1997. Jung on Active Imagi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ung, C. G. 1928. ‘The technique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figures of the unconscious,’ CW 7.

Ogden, P., Minton, K. & Pain, C. 2006. Trauma and the Body. New York: W. W. 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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