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科茨

Thomas Kirsch

美国心理分析师。曾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医学系、国家心理卫生学会顾问、荣格学会旧金山分会理事长、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理事长及副理事长。著作《荣格学派的历史》（The Jungians）已译成德文、俄文和中文。

 

《红书》标志着荣格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与无意识带来的材料进行修通工作，他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荣格。对无意识的体验，给予他继续记录自己体验的勇气。于是，有关原型、集体无意识、自性化、智慧老人、大母神的假说开始出现。

 

我们知道荣格曾经在《回忆·梦·思考》的第六卷中贯穿了与无意识对抗的记录，称为《与无意识交锋》。现在，《红书》的出版，为我们了解这些体验提供了更真实的内容。

 

荣格在《红书》中描述了那些于无意识之中意象和想象之中挣扎的体验。我们所有人都曾在某个时刻被某些体验拖入内在世界。

 

在《红书》中，我们了解到荣格与其无意识的交锋，以及他是如何从那个世界之中回来。很明显，《红书》中的文本和图画令很多人着迷。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荣格个人的旅程，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旅程。事实上，对《红书》的阅读，给了我们每个人寻找自己的自性化道路的自由，即便它与荣格的道路截然不同。

 

如同《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与无意识的交锋便是荣格的自我分析。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仅揭示了他一部分与无意识的对抗，然而荣格的《红书》中记录了他与无意识对峙的直接体验。

 

事实上，这种相遇在他生命的早期阶段——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就已通过他的梦而开始了。

 

我想简短地回顾一下荣格在《回忆·梦·思考》中记录的这个梦：

荣格在一片草地上，他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黑色、长方形、用石头堆砌的洞。他下到洞里进入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在一个升起的平台上有一个金灿灿的宝座。宝座上有一个巨型物体，最初他将其描述为一个高大的树桩。它由肌肉组成，并覆盖着皮肤，在它的顶部一个眼睛一动不动地向上凝视着。接着，他母亲的声音响起：“是的，你瞧，那是一个食人者。”

 

直到几十年后，荣格才意识到，那是一个仪式用男性生殖器象征。但是，他无法断定母亲所警告的重点在哪里：如果重点在于“那是”这个词，那就意味着男性生殖器象征会吞噬主耶稣和其他所有一切；如果重点在于“食人者”上，那就意味着这个男性生殖器象征、主耶稣以及耶稣的信徒就是同一回事，使孩童时代的荣格所惧怕的事物。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梦？因为它证明了，荣格早年的内在生活，是恐惧、惊讶、好奇的一个来源，他关注的是一个深刻的精神的本质。对于荣格来说，这个梦中的生殖器象征看起来是一个隐秘的地下之神，“尚未被命名”。这个观念贯穿他整个青年时代。

 

这个早期深入地下世界的梦，让荣格体验到大地的秘密。他将其描述为：“进入黑暗领域的启蒙。我的智力生活在那一时刻具有了自己的无意识特性。”（《回忆·梦·思考》）需要强调的是，智力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功能，荣格将智力与一个同样强大的无意识来源连接在了一起。

 

 

这里并不是要回顾荣格的传记，但不得不提到的是，1913年，在荣格38岁的时候，他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也成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追随者和代言人。他与艾玛·劳申伯格结婚，艾玛是一个富裕的瑞士企业家之女，他们已经拥有了4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即将在下一年出生。所以，他外在的生活是完满的，被建设得很好。但是，在之前的两年里，不可调和的差异开始在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逐渐产生，他们之间那以积极的状态开始的友谊最终糟糕地结束。

 

1913年秋天，荣格搭乘火车前往位于沙夫豪森的姻亲家。在这次短途旅行中，他开始有一些自发的视象，他将这些记录在黑皮书中。这些视象一直持续到1914年4月，那时它们突然消失了。

 

与此同时，他重复地梦见鲜血在北欧大地上流淌直到阿尔卑斯山脚下。他害怕自己失去了理智，但是，二战在同年8月1日爆发后，这个梦停止了。他意识到这并不是早期精神错乱的信号，梦所表达的是对欧洲当前发生的无意识疑虑。无论是对个人还是集体，这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荣格继续维持着他繁忙的家庭事务和精神病治疗实践。他也履行了瑞士军方的义务，担任瑞士代堡英国战俘收容所的指挥官。在那里，他画了许多曼陀罗，这些尝试似乎带给他些许平静和安宁。

 

 

尽管初始的视象和想象只出现了很短的时间，荣格仍继续对它们进行了多年的工作。如同苏努·沙姆达萨尼（SonuShamdasani）在对《红书》的介绍中所提到的，在荣格持续多年的工作中，这些最初的意象经历了很多修正以及添加。荣格花了很多晚上将这些文本转录为中世纪书法，并装订在红色皮面的书中。这即是这次所展示内容的雏形。在这一时期，荣格开始绘画曼陀罗，这是一种会聚自身并且进一步发展出新宇宙的方式。

 

这本书见证了从精神分析师荣格（Jung the psychoanalyst）向分析心理学家荣格（Jung the Analytical Psychologist）这一重要的转变过程。他与其内在人物的相遇，产生了针对一些至关重要议题的激烈对话，经由这一过程，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灵魂。

 

他意识到，自己对外在的精神病治疗事业已经兴趣索然。在与伊利亚和莎乐美的相遇中，他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发现内在智慧的来源，以及在智慧与女性价值之间深远的连结。在《塞古都斯之书》（Liber Secundus）的结尾，他结识魔法师斐乐蒙，斐乐蒙后来成为了荣格的“智慧老人”（"Wise Old Man"）。

 

与斐乐蒙决定性的交谈之后，荣格开始朝向对原始意象进行探索。原始意象以人格化的方式向他显现，于此同时，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被赋予了最深刻的真实感和意义感。他将自己发展出的这种治疗方式命名为积极想象，一种降低自我意识去和内在人物接触的方法。荣格意识到这种方法对寻求自性化有很大帮助，荣格建议他的病人也进行这样的练习，并使其在荣格心理分析中成为一个标准的方法。

 

 

1913年到1918年，荣格极少进行传统的科学工作，这段时期内他的作品在他生前都没有出版。除了《精神分析两论》（Two Essays ）中的第一篇论文，最初以法文出版，后来发表在《无意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Unconscious）中。荣格在1916年所写的《超越性功能》（The Transcendent Function），一直被搁置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

 

荣格关于超越性功能的文章尤为重要：荣格用心理学语言，呈现了他在视象及积极想象中的体验。关于对立面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荣格认为这种张力需要被抱持，不要急于行动或判断，直到第三物出现。“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将带来一种新的存在状态，一种新的境况。”（第189段，《超越性功能》，荣格全集，第八卷）。

 

在通往无意识的取向上，荣格的历程与弗洛伊德接近无意识的方法截然不同。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是基于大脑左半球的功能，目的在于解放被压抑的记忆和感受；而荣格的方法唤醒了大脑右半球，通过积极想象发展以及他关于和超越性功能的理念，他发现了一条通往无意识的新途径——一种产生蕴含着智慧的新意象的方法。

 

荣格后来的所有作品，都是对这一理念的扩充，即无意识中存在比个人更为深刻的层面。他相应地称其为集体无意识或客观心灵。同时，荣格认为自我在心灵的平衡中必须拥有同等力度的声音：理性之声以及外在生活的需要与对无意识的运作同等重要。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荣格的超越性功能的这篇文章对于开启荣格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红书》的体验这一过程多么重要。

 

《红书》以及《向死者的七次布道》是荣格生前未曾出版的材料中最主要的部分。它们都是高度个人化的文本，类似于日记，荣格对于这些材料的出版感到很矛盾。当我阅读《红书》中的某些部分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些材料是如此之个人化；我时常感到自己像是他心灵的入侵者并认为自己没有必要留在那里。

 

但另一方面，我沉迷于阅读这些材料，尽管非常艰难。《红书》一直在我童年成长背景中存在，对我来说，《红书》代表着荣格所有重要科学贡献的来源。

 

荣格在《红书》中关于无意识的写作成为他之后写作和观察的基础。他继续对这些文本进行工作并且绘制曼荼罗。直到1928年卫礼贤送给他《金花的秘密》，一本关于中国炼金术的书。自那时起，他中止了对《红书》的工作，并将余生的精力都投入到通过炼金术对无意识的专业研究中。他发现炼金术与现代人许多梦境的相似之处。

 

他需要为心灵客观层面的研究找到一个新的材料来源。炼金术这一传统富含对心灵的探索，虽然人们并未察觉，因为这种探索的过程投射到了物质层面。

 

第一代荣格分析师追随着荣格的脚步——记录梦，绘制曼陀罗，发现阿尼玛或者阿尼姆斯以及智慧老人，并努力通过积极想象与他们对话——就是自性化之路。

 

现在，通过《红书》，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成为荣格学者并非意味着要去模仿荣格，而是找到我们自己的自性化之路。这是我的发现，因为我做了很多关于荣格的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现于我的梦中。

 

通过分析，我意识到梦中荣格的形象意味着我要找到自己内在的荣格，这与我的父母希望我去努力模仿的外在的荣格不同。这是我分析之中最为神圣的体验之一，多年来我都没有再梦见过荣格。谁会知道，我的演讲会不会激发另一个具有荣格意象的梦？

 

（西行 译 绘霖 校）

 

 

 

作者：荣格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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