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共情：创伤治疗中的想象符号和领悟（一)

翻译：景莉
审校：理心

近期在IAPSP的论坛中，官方推荐了 Sarah H. Pillsbury的论文《MUTUAL EMPATHY: IMAGINED SYMBOL AND REALIZ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供大家赏阅和讨论。这篇论文首次报告于2017年IAPSP 芝加哥年会，后刊登于《Psychoanalysis, Self and Context 》。

和劳拉，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一起工作，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她认为我不能像她之前的犹太人治疗师那样，能够理解她。

在治疗开始时，她很难理解她父母的创伤及其对她自己内心世界的影响。她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却一直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否认他们的情感和如影随形的死亡幽灵。但我能感受到她对连接的强烈需求。然而有一天，这种连接受到了挑战。当时，我戴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与一位我非常关心且关系很近的家庭成员有关。那个被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十字架，还是很偶然地被看见了。我们设法修通这种共情的破裂，并且，劳拉通过教我关于犹太教和大屠杀，开始逐渐信任我。当劳拉非常脆弱的，以胎儿的姿势躺在我的沙发上，光着腿同时发出尖叫的时候，一种深深的情感连接被建立起来了。我有些冒险地移动我的沙发，试图坐得离她更近些。然后她那悲伤的、骨瘦如柴的手抓住了我的手。那是一只我可以连接到她已经死在集中营里的外祖母的手。这个轻轻的手的相握，使她平静了下来，并且成为了治疗中的一个关键点，一个通向新的道路的转折点。后来，当我脆弱的某个瞬间，在那条路上，她能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共情走向一个完整的循环，在劳拉和我之间所产生的双向共情，完全对应到了那种我曾经渴望的，并强烈体验到的共情。那是我第一次在我的分析师和我之间所体验到的。

关键词：想象符号 双向共情 创伤治疗

在和一位受过经典沙利文人际关系理论训练的分析师一周做4次分析的第7个年头，躺在他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里的沙发上，有一刻我开始注意到：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来，通过他的头顶，落在大金鱼缸前他那橄榄绿色的小长方形毯子上，一只大金鱼独自在鱼缸里游着。我的分析师Dr.S像往常一样，继续着他的针绣。提供着一种令人安慰且包容的存在。我不记得他说过了什么，也不记得我说了什么，这是太久之前的事了，那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现在，我认为它们不重要了。但或许，也还是很重要的吧！但是它们的影响是巨大和直接的，给我留下了一个持续且深刻的印记。在视觉上，我开始觉知到一个不太符合常规的方形，好像这个方形以他的心为中心点，被拉变形了。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能清晰地看到那个形状。但那时，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分析师说起过。我认为我甚至不允许它完全到我的意识里面来，直到近期，我对科胡特（1984）《精神分析的疗愈之道》第九章开始重新阅读。慢慢地，这个形状在我的视觉意识里固定了下来，但是还是很久以后，它才开始成为一个有关形状的概念。在我的第一次体验到强烈的情感之后，我花了随后几年的时间，去理解这个想象符号，就是后来我开始意识到的，我的分析师如此深刻地共情到了我童年的奋斗和痛苦。在那之前或从那以后，甚至包括在随后两段的分析里，我从没有体验过人类的这样性质和量级的共情。我现在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和Dr.S一起治疗的那些年里，我开始吸收和内化那个想象的符号，那个符号是我曾经直接在我分析师的身体上想象出来的。我后来的两段分析给我留下了一个可怕的需要和固执的渴望，就是那种Dr.S曾提供的共情，以及因我发展的需要而推动他产生出来的共情。我那时还不能认识到我是有多么需要另一个人的同频，另一个人像Dr.S那样陪伴我，在我独特的成长道路上。直到很多年以后，这另一个人又出现在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境里。

这个不规则变了形的方形已经被内化在我心里的某一处。但它又没有呈现出它原本的样子，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隐匿，直到最近才开始意识到，通过我的临床工作和教学以及写作过程，能够促使我进一步将它概念化和可以更清晰地表达。现在，我能看到那个向一侧倾斜的方形，一直在我的内心。我把它和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分析师的刺绣，以及那只独自游弋的大金鱼联系在了一起。我意识到我是如何内化了他的共情，并隐匿起来，直到我开始和劳拉一起工作时才被意识化，也就是下面我要报告的这个案例，和要开始写的这篇文章。

我有一种感觉：即使拥有Dr.S如此温暖的共情，我内心的一部分仍然是封闭的，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我无法感知和体验的。也许你们有些人还记得，80年代后期艾滋病致命的传染，不幸的是，Dr.S也患上艾滋病并突然死亡。因此，我和他的工作也非常令人心痛地被地中断了。当他请假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没人知道，他在和艾滋病战斗。我甚至无法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他给予我的共情，取而代之的是我的迷茫和对他的多次缺席的愤怒。因为我不知道Dr.S病得那么重，所以我没能打开地给予向他更多的共情。直到现在，这仍然是我的一段痛苦的回忆。

当双方可以相互接受并给予共情这样一个双向过程发生时，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认为这种共情就是双向共情。我的分析师Dr.S不让我知道他病的有多重，很可能是因为他有羞耻感以及他所受过的经典分析的培训背景。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共情，然而，我却从没有机会去回报给Dr.S。然而在和劳拉一起艰难的分析过程中，以及在几次我私人的危机事件中，双向的且能被接收到的共情发生了。

共情，是科胡特在1984年给出的概念，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对科胡特来讲，分析师逐渐地进入到来访者的内心体验中，以分析师自己的心理体验为工具，提高对来访者的共情。然后，来访者通过内化分析师的共情，变得更有能力将一个有同理心的分析师带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提升她核心自我的共情理解能力。另外，正如Slavin 和Kriegman（ 1998/20005）提到的：在整个治疗期间，在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这种共情过程的内化，是获得明显的改变和治疗结果的关键，或许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的是，其实分析师在其中也获得疗愈和生命的改变。

即使是单项共情，如果分析师没有找到来访需要的那个点，分析师的共情很可能就变得不足。在某一刻当科胡特（1984）对他的某一个病人不能同频的时候，当时他给出的解释并不是一个本真的共情：他的病人感觉到的是被二次伤害并且多次表示对分析师的不满。最终，科胡特意识到共情一定是来自分析师内心深处某一个非常真挚的位置。如果分析师的话语不能表达分析师本真的自我，这些话听起来就会觉得空洞。科胡特写道：“我不能充分感觉到他的感受，所以我给他的只是一些话语，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因此，我就重复做了那个来自他生命早期的非常基本的创伤。”科胡特继续写道：分析师只有持续的真诚地将病人的责备，作为一个（心理上的）事实来接受，经过一个冗长的（但最终会成功的）探索他自己内心的努力过程，并且去除他内心里的那个障碍，也就是在他对病人进行共情路上的那个障碍之后，最终才会有一个扭转（治疗的）局势的机会。

科胡特的坦白是如此诚实，这令我惊讶。正如科胡特所描述的，单向共情对治疗和对扭转治疗局势是必要的。为了让病人真正的相信这份共情，这共情就必须足够深入到分析师的自体要去感受那份对病人的真挚的本真。正如科胡特描述的这个过程是一直被重复的，现在，通过自体客体功能和与分析师之间的相关体验的逐渐增长，病人的核心自体已经明显被加强且稳定了。

然而，正如我看到的，双向共情要求分析师不仅要向自己的内在看，自己在表达对病人的共情上保持诚实，同时还要允许来访者更深入、更真实的了解分析师。幸运的是，劳拉向我给予了她的共情，基于我本真地打开我自己。虽然那时候我不是故意而为的。但重要的是，当劳拉表达她的共情，她能感受到她的的共情能被我感受且被我认识到了，并且这个共情变成了治疗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orange，2010）。

和劳拉的一场渐进式交锋

在个人咨询的第一年，劳拉坚持认为,尽管她的第一个治疗师推荐她来我这里寻求夫妻治疗，但她还是不确定，是否我们的个人治疗是适合的。她说：“毕竟我的第一个治疗师是个有高智商的犹太男人。和他在一起，我感觉非常舒服，虽然他有的时候非常强势和直接。举个例子，他坚持要我间隔3年再生第二个孩子，我完全服从了。你看起来不像他那么强势，这让我感觉到很不一样。你很少强迫我。在我大学最后一年里，我陷进大量的情感挣扎中，他却很有信心，并且帮助我度过了那个阶段。那时候，我的朋友很少，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大学生活。”

然后她又补充道：“现在我有了一个成功的婚姻，两个孩子，而且他们即将成年。并且我有了很多朋友。除了眼下我对儿子所受痛苦的焦虑，还有我自己有时无来由的恐惧和担心我年纪越来越大近90岁高龄的父母之外，我都还挺好的。”我感觉到劳拉并不是很确信她自己说的，然而她却坚持说她是这样的。我感觉到她很害怕信任我，因为对她来讲，那可能会剧烈地动摇她的信念。可以肯定的是，她感到我们在宗教立场上的不同，这将我们严重的分裂开来。“很明显，因为你金发碧眼，所以你就很可能是一个新教徒或者基督徒（这是引用的她的原话，不是我的）。正如你知道的，我第一个治疗师是犹太人，所以毫无疑问，他能通过很多种犹太人独有的方式来理解到我。你怎么可能理解犹太教徒呢，犹太教安息日的圣餐，有关我信仰的那些传统，以及我犹太教（正统的）的精神世界？”她强调说：“而且，你怎么可能完全的理解大屠杀带给我们家庭的灾难性的影响呢？”有的时候她为了教我更多而向我解释：“Shoah这个词，也就是人们在欧洲所用的大屠杀这个词。”

有段时间，我的一个家人的健康方面出了点问题。这让我感到特别脆弱，于是我就在脖子上带一个小小的银色十字架项链。我故意把这个小十字架挂在脖子后面的钩子上，为了使它不被我的任何病人看见。但是有一次，它还是无意中跑到了脖子前面。在我的所有病人之中，只有劳拉注意到它了。她直接指着我的脖子问：那是个十字架吗？我认为，这对她来讲，就是她需要的那个可以用来证明我不能够理解她的证据。我们太不一样了。然而后来，她带着狡黠的笑容告诉我一件让她感觉解气的事，就是有一次当她常规地去找我推荐给她的那个犹太精神科医生时。她对那个医生说：“我来自己一个犹太德国家庭，大屠杀的幸存者。现在，我却要和PILLSBURY医生一起工作。”她念我的名字时，加重了音调，似乎在暗中嘲讽我是个白人至上的新教徒，然后她自己窃笑起来。在我们下一次咨询之前，我摘下了我的小十字架，因为考虑到了她的不舒服，还有我的不舒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反复地向她强调：我真的没有宗教立场，我也不去教堂。我解释说，我只是临时带了那个十字架。“因为在那时，一个正在为她的健康而挣扎家人，引起了我强烈的担心。”我告诉劳拉，我非常尊重犹太教，尊重他的家庭在纳粹体制下做出的英雄般的英勇斗争。我再也没有戴那个十字架（幸运的是，我的那个家人从健康危机中活了下来。）

逐渐的，劳拉和我的咨询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是在一次咨询中，她心情激动地带来了几件他父母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文物”，其中她父母的一个带着纳粹徽标印章的护照，使我如此深切地感到一种不寒而栗。她还给我看了战后她母亲在巴黎拍摄的为数不多的几张老照片。她讲述了更多的细节，战争期间在法国，她的母亲不得不隐姓埋名。并且，更有意思的是，她，劳拉，能够通过她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本书，那本书记载了她母亲和其他年轻的犹太女孩躲藏在法国南部一个避难所的经历。由于劳拉的妈妈很少甚至好像从没有提到她战争时代的经历，劳拉只能通过她所知道的母亲过去在欧洲的一些事情，来自己拼凑那段经历。很显然，法国当地的修女故意把她妈妈伪装成一个地道的法国人。她只说法语，因为讲德语是不被允许的，否则就会被暴打。她妈妈用了一个法国的名和姓。那时她大约转为信仰基督教，并且为了将来在酒店工作，她在当地的厨师学校接受培训。

劳拉开始更多地向我敞开，在这段治疗期间，当她和我分享她的世界以及她父母的过去时，我很多次热泪盈眶。有一次，当眼泪轻柔的流到我面颊上的时候，我对劳拉说：“我想，我的眼泪是为你父母被迫忍受的苦难、暴行和悲惨的境地而流。”她看着我，可她的眼睛始终是干的。她说：“我感受不到那些故事，我哭不出来，我多希望我能。”虽然，在阳光照射进咨询室的那天，当我想象的那个模糊的正方形的时候，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我和我的分析师之间连接，但是此刻我还是感觉到，劳拉正在感受着我如此深刻和深入共情，这是一种意识原型，它正在开始形成。

从这次开始，劳拉好像在对自己自言自语：“好吧，从现在开始，我将尽最大努力去接受你的不同，但是我需要通过教你更多的犹太教的知识、犹太人的习俗、犹太意第绪语及希伯来语的常用短语，和教你了解格里高利历法（公历）和希伯来历法的不同，来让你了解我更多。”作为开始，她带来了她心爱的近期手工缝制的披巾（犹太教男人晨祷时的披巾），向我解释它的用法，接着，她动情地朗读了一段希伯来的祷告，并且还给我留了一份。我们的咨询开始不时地呈现出更多的亲密感，当她开始更加放松的“教我”，成了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咨询进入了高品质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