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分析经历（二 ）

在我们的咨询中，我不断地呈现出退行和负性的分裂样现象，最后，他开始在理论上接受，他的健康让他无法再继续 工作。他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退行性自我”的概念，“退行性自我”从他的“力比多自我”中分裂出来并放弃，正如我放弃了希望得到母亲回应的挣扎。当我发表这个概念时，温尼科特写信问我：“你的退行性自我是退缩还是压抑？”我回答：“都有。先是退缩，然后继续在压抑状态中。”费尔贝恩写道：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我的，是你原创的，它解释了我的理论中从来没有解释过的，退行。与解释力比多和反力比多张力相比，你对自我虚弱的强调产生了更好的治疗效果。

1960年，我写了论文“自我虚弱，心理治疗的核心问题”，他写信跟我说：“如果我现在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要写的内容。”我知道我的理论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概念化了我还无法被分析的东西。费尔贝恩带着极大的勇气，接受了这个事实。

下面，我将通过描述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之间“人类类型”的差异，来完成对于他们作为分析师和人的区别的陈述，这是一个在治疗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咨询室的布置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对于治疗是有意义的。费尔贝恩住在乡下，在爱丁堡费尔贝恩古老家族的房子里接待病人。我走进他的房子时，一下子就看到由一间大客厅形成的候诊室，里面摆放着美丽珍贵的古董，然后再走进作为咨询室的书房， 这间也很大，一面墙的大部分都被一个大古董书柜占满。 费尔贝恩坐在一张大平顶桌子后面的高背豪华皮质扶手椅上，我过去常常觉得他的姿势很“庄重”。病人躺着的沙发的头朝着桌子的前面，有时我以为他能从桌子上伸过身来打我的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不相信“镜像分析师”理论的分析师来说，这种设置让我感到很奇怪。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已经“选择”了那个沙发的位置，在他的桌子旁边还有一个靠背长椅，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选择那个位置，而最终我的确坐到那里了。 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月的梦开始逐渐呈现，这种进入分析时所体会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设置，带来了一种无意识的移情。我必须说明，我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作为一名公开演说家，他口才出众。从1885年起，他建立并领导了一个布道厅，并发展成为一个至今仍存在的教堂。在我多年的梦中，他从来都是一个支持我的角色，特别是跟我母亲相比，事实上，母亲在他面前从不发脾气。我想让费尔贝恩在尊重中成为保护我的父亲，帮助我对抗我好斗的母亲，但不知不觉中我有了不同的感觉，因为我梦见:我在父亲的布道厅里。费尔贝恩站在讲台上，但他有妈妈那张严厉的脸。我被动地躺在大厅地上的沙发上，沙发的头朝着讲台的前面。他走下来说：“你知道门是开着的吗？”我说：“我没有开门啊。”并为自己可以反驳他而高兴。然后他回到讲台上。

梦里的讲台几乎不加掩饰呈现了费尔贝恩的咨询室，表明我希望他成为我支持性的父亲，但这个愿望被从我严厉专横母亲身上而来的明显负面移情所压倒。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费尔贝恩在“咨询”中的移情角色。他将其解释为“一方向上，另一方向下”的坏“跷跷板”式的亲子关系，它只能通过转换角色的方式来改变。我发现这很有启发性，包含了所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压抑的愤怒、抑制的自发性。这是我们咨询中占主导地位的移情关系。咨询后，费尔贝恩会在我们的理论和治疗的讨论中放松，变成那个具有人性的好父亲。

我觉得，他非常精确而智性的解释，助长了咨询中的这种负性移情。有一次，他解释道：“某种东西阻碍了你发展中的积极过程。”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则会说：“你母亲碾压了你天生活跃的自体。”但他准确地分析了珀西死后我的情感挣扎，我是如何强迫母亲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并展示了我是如何内化这个过程的。必须先完成这个解释，但他认为这个是俄狄浦斯核心问题，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他才肯接受这个问题实际上掩盖了更深层、更严重的问题。后来温尼科特两次提到：“你没有任何俄狄浦斯情结的迹象。”我的家庭模式不是俄狄浦斯式的。我的梦总是揭示这一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梦是这样的。

我被人胁迫并困扰。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和父亲讨论这件事。是母亲让我困扰的，我对他说：“你知道，我决不会向她屈服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不会投降”。他说，“是的，我知道。我会去告诉她”，然后他过去对她说，“你最好放弃，你永远也别想让他屈服”，然后她放弃了。

费尔贝恩坚持进行俄狄浦斯情结解释，而我拒绝接受这是核心的问题，并将专横母亲的角色安置到他身上。我们听说温尼科特和霍夫（Hoffer）认为，我之所以坚持他的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不允许他分析我在移情中的攻击性。但他们没有看到我撞翻他的加座烟灰缸，也没有看到我“意外地”踢到他的玻璃门挡，正如他立即指出的那样，我们都知道这在咨询中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没有看到，有一次，我把他的一些书从那个巨大的书柜里扔出来，撒了一地，象征着“从母亲那里扯出一个回应”，然后再把它们整齐地放回去，像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说的那样进行一个补偿。但在咨询之后，我们会讨论，然后我可以看到隐藏在那个精确的解释性分析师背后的、自然的、热心肠的人。

通过与温尼科特的比较，我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温尼科特的咨询室很简单，色彩和家具都很宁静，不铺张，温尼科特太太告诉我，这是他们两人一起精心布置的，就是要让病人感到自在。我会敲门，然后走进去屋子，不一会儿，温尼科特就会手里端着一杯茶晃进来，他会愉快地说声“哈罗”，然后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小木椅上。我可以侧身坐在沙发上，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躺下，根据自己的感觉或说话内容随意变换姿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手来和我友好地握手。在我与费尔贝恩的最后一次咨询结束时，当我要离开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从未握过一次手，而且他会让我就那样离开，而不会主动做出友好的姿势。我伸出手，他立刻伸手握住了我的手，我突然看到有几滴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我看到了这个心地善良、生性腼腆的人的温暖的心。每次我们去佩思郡看望我妻子的母亲时，他都会邀请我和妻子去喝茶。

若想说明我与费尔贝恩的分析结束的意义，我必须简要介绍一下我的家族史。我的母亲在结婚前是一个身负重担的“小母亲”，她是父母11个孩子里面的大女儿，目睹了四个弟弟妹妹的去世。她的母亲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漂亮女人，在我母亲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她把整个家交付给我母亲去管理。母亲在十二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因为她觉得很不开心，但是被带回来了。她最好的性格特点是对守寡的母亲和三个年轻弟弟妹妹的强烈责任感，当他们一起加入父亲的布道厅时，母亲的这一特点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1898年结婚，但他不知道她已经受够了照顾孩子，不想再要自己的孩子。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她偶尔会信任我，告诉我一些重要的家族史，包括她母乳喂养我的原因是，她相信这样可以防止再次怀孕；她拒绝给珀西喂母乳，然后珀西去世了，在此之后，她拒绝与父亲的任何亲密接触。

我的父亲是一个高级教会和高层保守党家庭最小的儿子，这个家庭在政治上属于左翼，在宗教上也不属于圣公会；他还是反帝国主义者，由于拒绝签署支持布尔战争的请愿书，他几乎失去了在该市的地位。这种短暂的焦虑给了我母亲一个给我突然断奶的机会，她进而开始自己做生意。我一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地方经营她的生意，在接下来的7年里，她一直在持续亏钱。尽管通过第二次搬家，所有的损失都得到了挽回。但我人生的头7年，其中有6年是在第一家店度过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极度不安的。我由一个残疾的姑妈照顾，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珀西在我两岁时出生，在我三岁半时去世。妈妈告诉我，爸爸说如果她给他喂母乳，他就能活下来，她很生气。那是一段混乱的时期。她年老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她会说一些真心话，“我不应该结婚生子的。”

她告诉我，当我三岁半时，我走进一个房间，看见珀西光着身子、在她腿上，已经死了。我冲过去抓住他说：“别让他走。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她让我离开那个房间，然后我奇怪地病倒了，人们认为我快要死了。她的医生说：“他的弟弟的去世让他悲伤得要死。如果母亲的智慧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于是她把我送到一位结了婚的姨妈家，在那里我康复了。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都认为，要不是她把我从她身边送走，我那时就死了。所有的这些记忆都被完全压抑了，失忆症贯穿了我的余生和两次分析，直到3年前我70岁时才恢复记忆。但它仍然存活在我的心里，被相隔很久的类似事件所触发。

我26岁时在大学里，和一个同学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对我来说就像兄弟一样。

有一次，他离开我，我跟着回家度假。在妈妈身边，我病倒了，受困于一种神秘的疲劳症。但我一离开家回到大学，这种病就消失了。我当时不知道，大学对我而言，相当于儿时我康复的那个阿姨的家。

1938年，37岁的我成为利兹一家组织严密教会的牧师，每周日下午我要主持一个1000人的会议，还有一个800人的晚间礼拜，还要组织各种精心准备的教育、社交和休闲性活动。这个教会对一位牧师来说太大了，于是有另外一位同事跟我一起工作，他又成为了我的另外一个珀西替代者。

当二战的阴云密布时，这个同事离开教会，再一次，我突然又得了同样的神秘疲劳症。当时医生将我的症状归结于过度劳累，但那时我已经具有很多精神分析知识了，我一直在跟Flugel学习经典精神分析理论，阅读了一定文献，在John Macmurray教授的督导下书写我的硕士论文，寻求翻译弗洛伊德的心理生物学的机会，或者说为了丰富“个人关系”的理论寻求相关的临床数据，用了两年研究我自己的梦。所以当这个病给我带来以下这个大梦时，我一下就注意到了。